無論對同性性行為的看法如何，社會上就是存在著不同性傾向的族群，既身而為人當然即享有身為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及所應負擔的義務，而與性傾向之異同無涉。
異性戀伴侶2人為經營共同之生活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，自應有一套社會生活上的權利與義務制度以為規範；同樣地，同性戀伴侶2人為成立上開之親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結合關係，亦應給予一套權利與義務制度作為其社會生活上的規範。
至於這套社會生活上的權利與義務制度的名稱，異性戀伴侶間稱之為婚姻；依平等原則，同性戀伴侶間亦名之為婚姻，尚無不合理之處。惟有疑義的是，同性婚姻的實踐方式，究應與民法異性婚混同規定或另設民法專章、專法以為因應，則呈現出意見紛歧的狀態。
關於這個問題，或許我們可以從《民法》第983條禁婚親之規定看出個端倪。禁婚親係基於優生學及人倫秩序之要求，規定具有某些親屬關係之人不得結婚，例如：旁系血親在6親等以內不得結婚；但是，若屬擬制血親之收養關係者，因無優生學的考量而僅有人倫秩序的要求，所以若屬4親等或6親等旁系血親，且輩分相同者，則放寬其結婚限制。
由上可知，基於自然血親與擬制血親性質上的不同，禁婚親上的限制亦隨之有不同的規定，此種合理的差別待遇，不但不違反平等原則，反而是實質平等的實踐。蓋不問對象或事實上的差異，一律為相同之處置，這種齊頭式的平等，僅能稱之為形式上的平等；對於相同事物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同事物則為不同之處理，而酌為合理的差別待遇，方屬實質的平等。
同理，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所形成的人倫結構及生殖方式皆有所不同，基於該等事物本質的不同，本於實質平等的要求，自應設計出不同的婚姻制度，以為合理的差別待遇。同性婚姻的規定中，縱使有「準用」異性婚的規定，亦僅是為避免因重複規定造成法律繁雜之精簡法條的立法技術；「準用」雖亦顯示出兩者間本質上的差異，但亦僅代表著實質平等而來的合理的差別待遇，誠非歧視。
作者認為，同性婚姻的規定中，縱使有「準用」異性婚的規定，亦僅代表著實質平等而來的合理的差別待遇，誠非歧視。（資料照，盧逸峰攝）
職是之故，同性戀伴侶雖亦應享有婚姻自由之保障，惟鑑於人倫結構及生殖方式等本質上的不同，宜於民法另設同性婚姻專章或於民法外另設同性婚姻專法，以為合理的差別規定，方能實質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。因此，同性婚姻的最佳解決方式，就是於異性婚姻外另設同性婚姻專章或同性婚姻專法，以實踐「等則等之，不等則不等之」之實質平等。
＊作者為爭取高鐵到屏東聯盟之法律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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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地院一審宣判，前總統馬英九涉及的洩密案無罪，出人意外，因為前檢察總長黃世銘，在馬總統執政期間都已獲判有罪，一案前後不同見解，令司法公信力再遭受質疑。
尤其，法院以憲法44條總統可為院際調解，阻卻違法作為無罪之理，將台灣雙首長制中，有權無責的總統職位再度擴權，令人無法想像，國人也再度見識到司法人員見樹不見林的程度。
台灣政治體制裡，備受爭議的雙首長制，早已權責不分，加上李登輝時代，去掉立院閣揆同意權，總統成為超級大總統，有權無責，行政院長往往是有責無權，非常變態的政治體制，但礙於修憲難度，及任何當權者都不肯放棄自己既得權力，一直維持下去這種奇怪的體制，台灣政治運作這二十多年來，陷入混亂局面。
馬英九的洩密案有沒有罪，不一定因為黃世銘有罪，就一定論有罪，只要提出証據阻卻馬英九與黃世銘之間的聯繫，亦可造成馬英九沒有罪的根據，可是，當法官判斷馬英九有罪與否，採用了憲法總統職權的院際調解，排除馬英九的罪責，無疑是最糟糕的方式。
首先，馬英九涉及的洩密案過程中，是否真的有院際調解的基本架構？從外觀上完全看不出來，身為總統，馬英九只單方與行政體系研究和商量，和另一方立法院長部份，根本沒有告知，也沒有聽取過王金平的說詞，在外觀的基本架構上，所謂院際調解的形式根本不存在。承審法官如何在沒有事實根據上，自行解釋為院際調解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其次，就算有院際調解的形式，但這種司法關說的問題，可以成為院際調解的內容嗎？在陳水扁總統時代，有一次所謂院際的調解，就是有關核四要不要續建問題，行政院與立法院意見不同，總統邀請兩院院長來共商核四續建問題。
很清楚地，核四要不要續建，是一項公共政策，不是任何涉及個人或者司法問題，但任可法問題，如果透過總統來調解，就變成馬英九口口聲聲中，最厭惡的「喬」事的作為。照台北地院所言，那更該擴大法辦參與這樁「喬」事人員，那就不只黃世銘、馬英九，還有江宜樺等人了。
法官難道不明白，所謂的調解，如果講大白話就是「喬」！陳水扁調解核四續建，政治實務上也可以叫做「喬」，立法院美其名叫朝野協商的，其實也是「喬」事的一種。
最後，這種判決，如果可行，那未來蔡英文總統應該可以比照辦理？目前民進黨黨內派系紛擾，若賦予總統這種權限，蔡英文可以打遍黨內無敵手，台灣政局大概也政爭連連。
一個廿七歲的法官，要了解這些政治上的潛規則，是有點太為難了。問題在法院，應該如何採取何種方式，來減少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法官，不是討論很久的時間？為何還是一再地出現？又是怎樣的司法養成教育，讓法官在法律與憲法層次之間，混淆不清呢？只能說，台灣司法真的有很大的問題！
●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陳敏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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